发布日期：2025-03-03 21:50    点击次数：179

迄今为止，城市与城市生活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不可缺失的重要文化组成部分，然而关于华夏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却鲜有人进行研究与探讨。事实上，在华夏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之中，城市的起源是相当早的，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夏商周时期，氏族社会从原始的游牧狩猎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之后在线配资平台注册，华夏民族就开始逐渐形成了以“邑”为主要地点的居住地，这也就是中国原始城市的雏形。

一、聚邑为城——远古氏族部落的城市生活

在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著作《诗经》之中，曾经记载了西周王族的先祖公刘带领先祖人们迁徙居住，最终建邑的创业故事：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自夏初以来，周一直是夏朝西北风最重要的方国之一，其大致活动区域位于渭河以北。夏朝末年，来自西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严重威胁着周部落的生存发展。于是在商朝初年，公刘带领部落迁徙到豳(bīn，今陕西旬邑县以西)，选择了一片适合部落发展生活的地点，部族的居民们才由此安定了下来，并且重新成为了商朝的重要方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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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部落所生活的夏朝初年，“邑”的功能并不复杂，它的规模很小，很有可能只是周围数十户甚至上百户居民的活动中心。作为原始的城市聚落，部落居民通常在“邑”的周围进行祭祀祖先的活动，部落首领还会定期在村庄中心为居民宣传一些部落重大事件的决定结果。

“聚邑”的城市生活尽管简单枯燥，但是这种以部落亲缘为主要联系手段的原始部落聚集形式却存在了很长时间，从上古的“三皇五帝”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然而这种原始部落的聚落形式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城市生活”，它们的主要生活形式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商朝中期，出现了供人居住的“城邑”，如山西夏县、河南登封等地出土的商代夯土城墙遗址，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在聚落周围修筑城墙的意识。从考古发掘的各项实物证据我们能够发现，当时的人们在选择城邑地址的时候已经有了多种经验积累，如“取位于内(锐)”，则是根据水力知识原理，将城邑建立在凸面一侧的河流旁边，这样水流所携带的泥沙会停滞在河道弯曲处，无形之中扩大了城市的可用面积与耕种面积，这对于古代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向的华夏民族来说无异于天赐良顷。

二、盛世而衰——西周分封制下城市居民的生活

周武王灭商之后，伴随着分封制的确立，中国历史上城市建立的第一个高峰也因此诞生。众所周知，为了维护周天子和封建奴隶主的地位，周天子在建国之初分封了大大小小将近数百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捍卫着周天子的尊严与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正是西周社会的真实写照。

不过问题在于，诸侯接受周天子的分封之后，是必须要回到自己的封地上进行统治的。而西周国土广袤，周天子在分封诸侯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诸侯与自己的血缘关系是否亲密、所要防守的地点是否重要，而不是取决于当地是否适合城市居民生存与发展，因此西周城市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诸侯们统治当地的政治需要。

故而不少诸侯国建立封邑之初都是一片荒芜：郑国国君郑桓公建国之初“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而楚国建国之初则是“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可见西周时期封邑的确立，周天子的政治需要是唯一的参照标准。此时，上古时期形成的“聚邑”迎来了城市命运发展的转折点：如果它们有幸被周天子选中，成为诸侯封邑所在地的话，那么它们就会走上繁荣之路;如果它们没能成为诸侯封邑所在地的话，那么它们的发展就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很多消失在了漫漫历史长河之中。

在等级制度森严的西周社会之中，周王室从自己的实际统治需要出发，严格划分了城市的规格：第一等自然是周天子的居住地——王城镐京;第二等则是诸侯们的都邑所在地;第三等则是卿大夫或者诸侯宗室们所居住的地区(又被称之为“食邑”)。这三个等级的城市，它们的建造规模都被严格固定下来，甚至连城墙的高度、宽度、城门的大小、城市居住区的规划都被固定下来，是决不允许肆意僭越的。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城市之中，封邑居民的生活是沉闷而枯燥的：封邑一般被分为“城”、“郊”、“野”三部分，这三个地区所居住的局面完全取决于城市居民地位的高低：居住在“城”中的大部分都是诸侯的亲属和西周上层贵族;而居住在“郊”、“野”地区的大部分都是附属于诸侯领地的农民，只有这样，西周的社会秩序与等级尊严才能得以维持。

在城市居民活动范围被绝对固定的封邑之中，西周城市的生活乐趣只有位于“城”中的贵族才能体会到，而对于大部分西周平民来说，他们的城市生活是单调而乏味的：他们不仅要忍受着贵族阶级残酷的农业剥削和压迫，他们所制造出的手工业产品还要封建统治阶级指定的时间、地点和价格进行销售，有的时候甚至还要为周天子或者诸侯无偿进行手工业劳动。

不过此时西周的城市居民，还远未能脱离农业生产与劳动，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依然依靠农业或者畜牧业所收获的实物物资养家糊口。因此如果用一个确切的比喻来形容西周城市的发展，那就是一个“筑有高墙的农村”，此时中国的市民阶级与城市文化依然被奴隶制社会制度的沉重枷锁所束缚，处于发展的低潮时期。

三、乱世而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城市的剧变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乱世”，随着分封制的分崩离析以及土地私有制度的确立，诸侯国之间强弱的决定因素已经不再取决于周天子的权威，而是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因此，那些依靠周天子权威建立起来的城市也发生着剧烈的动荡和组合，在此期间，一些封邑逐步走向了消亡，如晋国的首都新田，在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就迅速衰落下去，代表新兴地主利益的赵都邯郸、魏都大梁以及韩都新郑却声名大噪，成为了屈指可数的繁华城市之一。

而另一方面，一大批新兴城市的崛起逐步取代了那些之前因为政治原因而建立的封建城邑，如司马迁《史记》之中曾经记载，齐国都城临淄“张袂成阴，挥汗成雨”，而楚都郢则“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可见当时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社会的发展，绝不仅仅体现在城市数量的增多之上，而是在于这一时期的城市功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周时期的“封邑”，与其说像是城市，更不如说是一种“军事堡垒”，在西周法律的严苛规定之下，西周的商业贸易陷入低谷，这一时期封建奴隶主们消费物品的主要来源往往是通过“纳贡”来实现的，即使需要进行商业贸易，商人们的商品售价也被政府所严格限制，因此西周的商品经济自然没有发展的空间。

而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聚变，这些制约商业发展的制度都被逐渐打破，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军事堡垒”依然存在，但是大量的城市平民已经开始出现在城市生活之中，成为了封建城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当时齐国的首都临淄已经成为了拥有30万居民的大城市。除却少数统治阶级之外，大部分的城市居民为了谋求生计，纷纷从事手工业，城市社会商品经济的交流也因此变得愈加活跃。

除此之外在线配资平台注册，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居民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封建城邑的市民生活之中已经出现了早期的闲暇娱乐活动，如司马迁《史记》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的市民们在闹市之中“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搏蹋鞠”，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城市居民的文娱生活已经十分丰富，“城”与“市”之间的界限与区别也日趋模糊。由此，先秦时期中国城市的“雏形”已经初具规模，它为接下来汉唐盛世城市的封建化与宋明时期市民阶级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布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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